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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务员考脑筋急转弯 就像是挂羊头卖注水猪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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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务员考脑筋急转弯与挂羊头卖注水猪肉
作者：从鹏
“为什么南极没有熊？”这是新近举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的题目，它把中国考试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。与此同时，调查显示，在中国各种职业评价中，公务员敬业度排名最低。黑色幽默和黑色现实摆在一起让人笑不出来。
敬业属于老生常谈，近年来时髦的说法是“职业”，似乎有了“职业”这个招牌，敬业问题即可迎刃而解。别的不说，就说体育，足球有甲A继而中超，篮球有CBA。结果呢？甲A变了假A，不好混了就改名叫中超，在假、黑、丑的方向上超越甲A。CBA声称要打造NBA第二，其中的“精英”球员除了在家门口和黎巴嫩、波多黎各队员动动拳头之外，在该斗勇的球场上永远逃不开一个“软”字。我看它更现实的目标是如何避免成为中超第二。
中超和CBA的榜样分别是英超和NBA，为什么桔过淮河则为枳？我们需要确切理解“职业”。
早在100年前，马克斯·韦伯在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中已经阐明，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新教徒的一种信仰：个人对上帝负责，在人世间寻求上帝恩宠的方式就是努力工作。在西方传统中，职业有一个信仰的内核，相应的，爱、责任、荣誉等构成职业精神的内涵。
在欧洲足球和NBA这两项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职业体育中，这些关键词不难寻觅。
1997年NBA总决赛第五场，乔丹赛前腹泻发烧到39度，几乎虚脱的他坚持上场并砍下38分，率队以90：88险胜对手。比赛结束的哨音一响，乔丹就倒在皮篷怀里，那一场比赛、那一个瞬间足以让乔丹和篮球成为永远。信仰让人渴望胜利。
托马西，这位罗马中场经历了一次“能坏的部分都坏了”（医生语）的严重伤病后，坚持返回绿茵，为了不给俱乐部添麻烦，他主动要求最低薪酬，一位百万年薪级的球员拿着1500欧元的月薪却心情愉快，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，托马西说：“这是因为我对足球的爱”。2005年10月30日，在阔别赛场15个月后托马西回来了，罗马球迷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他。爱让人变得纯粹。
还有基恩、罗纳尔迪尼奥、兰帕德等等，虽然个性千差万别，但他们哪个不把足球当生命？
NBA最近的现象除了火箭的坠落恐怕就是莫宁的盖帽了，这位35岁的“单肾人”在NBA盖帽排行榜上位列第一，本周一对纽约尼克斯一战，他甚至拿下职业生涯最高的9次盖帽。NBA的对抗是如此激烈，接受了肾脏移植手术并且年华老去的莫宁为何仍然屹立在球场上？其中有对荣誉的渴望，而更多的是责任感，他说：“我在经济上完全有保障，我完全可以不再打球了，但是我想满足那些肾病患者，我要为肾脏捐献铺路搭桥。”责任让人执着。
关于荣誉，我更想说的不是所谓成功的荣誉，而是职业荣誉感。英超本赛季最大的黑马维冈竞技以最少的投入、最低的球员身价在九、十月份取得7胜1平的惊人战绩，积分紧追切尔西。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赢得冠军，但他们一点也不缺乏荣誉感，因为他们相信足球。他们的教练朱厄尔出自利物浦，他懂得利物浦足球教父香克利的名言：“足球不是生死，但高于生死”。职业荣誉感给人尊严。
当然，我们没有必要把职业体育说成一尘不染的天使，“黄、赌、毒”这些恶习一开始就与它相伴随，但由于有信仰、爱、责任、荣誉这些内在的本质，西方职业体育经得起各种病毒的侵蚀，保持其基本面的健康。
说到这里，中国式黑色幽默再次出现，我们没学到职业体育的精髓，却偏偏把与职业体育伴生但并不属于职业体育本质的恶习发扬光大，所谓体育职业化提供的廉价金钱正好滋养了这些恶习，中国“职业”体育就这样从一出生就走在错误的道路上。人家的职业体育长盛不衰，我们的职业体育未老先衰，这悲哀的根子在哪里？有必要回顾咱们的历史。
2100多年前，中国有一个汉武帝，他搞了一套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把戏，这把戏的后果是，它确认中国只有一种职业——做官，除此之外皆为草民，就这样，职业这个概念在中国一开始就有一种饭碗的味道。更糟的是，嘴上说“独尊儒术”，心里想的却只是他们刘家的江山，国家的信仰公然只是一个幌子。这导致了更可怕的后果：中国人渐渐失去了对任何事物本质的尊重，凡事我们只相信利用。
比较而言，西方有米开朗琪罗、有巴赫、有巴尔扎克等等，他们不是什么官，他们是职业画家、职业音乐家和职业作家，他们对自己职业的信仰甚至超过了对上帝的信仰并为之付出了一生。在我们国家，传统上文学、艺术、天文、地理等等都是官员的副业或者科举、求官不顺时的无奈选择。李白的诗何等潇洒，却也不能免俗到朝廷上走一遭。郑板桥怪是怪了，还不是个县令？曹雪芹可以说是为《红楼梦》而死，但恐怕他不会为写作感到光荣。
这样说来，现在通用的“职业”本质上是个西方概念，中国并无相应的传统。和许多事情一样，由于历史的源流没有理清，我们用“职业”当招牌的时候，既没有理解职业的本原，也没有尊重职业精神。
由此看来，中国“职业”体育的畸形发展有一种基因缺陷，基因缺陷让职业精神的缺失在中国成为普遍现象。比如最严谨的科学研究。前一段时间，香港教授丁学良批评内地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，中国所谓的经济学家都在忙着为利益集团“打工”，缺乏起码的职业精神和科学态度。
成千上万的经济学家中合格的只有五个，成千上万的足球从业者中职业的又有几个？阎世铎、谢亚龙名义上是中国足球的管理者，实质上是体育总局的官，他们的本位是政绩、是仕途。管理者拿足球当跳板，投资者亦然。徐明投资足球是为了造系，为了推广塑钢门窗；汇中天恒投资足球是为了倒买倒卖健力宝；还有更多摆不上台面的利益。球员对足球不能说没有感情，但环境和文化传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出污泥而不染。名义上职业化的中国足球中没几个人对足球抱以职业的尊重态度，人人利用足球，足球自然不会给我们好果子吃。
形式上的职业化改变不了本质。羊肉永远是羊肉，狗肉永远是狗肉，职业羊肉因为不伦不类几近注水猪肉。最早职业化的中国足球向大众贩卖的不正是注水猪肉吗？
贩卖过注水猪肉的阎世铎喜欢引用莎士比亚的诗句，我觉得他和公务员考试的命题者一样黑色幽默，如果命题者觉得公务员考试必须有脑筋急转弯，我建议这个题目：为什么说中超是注水猪肉？
当然，我觉得公务员考试更应该考的题目是：为什么公务员敬业度低？为什么房价这么高？为什么看病难？为什么孩子那么苦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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